我们将牢牢抓住改善水质这个核心问题，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这个根本大计，保持战略韧劲、坚持久久为功。

7月2日，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省公安厅联合下发《关于推行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的实施意见》。实施举报奖励过程中，需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严格保密;提高举报奖励工作效率，确保奖金足额发放;鼓励探索使用电子支付等便捷方式发放奖金。

除物质奖励外，鼓励对举报人实施通报表扬、授予荣誉称号等精神奖励。举报人捏造、歪曲事实，恶意谎报或向被举报单位索要财物的，一经查实，列入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布。举报人弄虚作假骗取奖励的，取消资格，收回奖励;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各市州要建立举报人黑名单制度。市州生态环境部门受理举报后，需在15个工作日内告知是否受理;调查工作原则上在60日内完成。

举报人要获得奖励，需达到一些要求，如明确指出环境违法主体，提供该主体的地址、时间和违法情形等有价值的线索材料;提供的线索事先未被生态环境部门掌握，或者举报内容比生态环境部门更为具体详实且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或关键性作用;举报内容经查证属实并被依法处理。有奖举报由市州生态环境部门统一受理、实施，市州生态环境部门应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向社会公众提供举报电话、邮寄地址、电子信箱、微信等举报渠道;鼓励举报人依法实名举报，留下有效手机号码作为举报人唯一的联系方式，鼓励企业内部知情人员举报接下来还得训练统计人员，进行测算、监测、报告、核查。

我们的经济结构也在发生显著变化，服务业占比上升，低碳的新型制造业占比也在上升，传统的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占比在下降。建议设立一个预期性、指导性的二氧化碳排放指标，提出在十四五末期即 2024 年或 2025 年达到碳排放峰值，排放总量不超过100-103 亿吨。但总体来说，我们希望这些目标保持十三五的力度，甚至步伐更快。我们就能把外部的环境效益、健康效益变成内部的、市场主体的经济收益，这些也都会贡献给我们的 GDP。

因此，十四五时期开始引入并管理碳排放总量指标，已经为时不早。其次，市场上可再生能源的价格一路下行，价格下降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技术进步，另一个是市场规模上来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进展。

这些都是我们提出的建议，还是很初步的，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仍要调整。环境[碳]产权一旦可以在市场上交易，就可以发现并确定环境资产的市场价格，这时可交易的配额就变成了一种资产，就会有聪明的投资者去投资于环境[碳]资产。如果不保持这个力度，我们的能源结构转型就没有压力和动力，在投资方向上没有强有力的目标来指引。统计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中国碳排放户有几十万家企业，排放量占比能达到（碳排放总量的）70%到 80%。

他在访谈中指出，疫情冲击同时也带来了改革的机会，中国应抓紧进行能源改革，设定比十三五更有力度的气候环境目标。最近为了刺激经济，确实放了很多煤电厂建设的项目，但这个叫做饮鸩止渴，将来有朝一日就会变成废铜烂铁，变成经济发展的负担。作为接下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政策文件，十四五规划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能源和碳排放格局。邹：我认为要新增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指标。

中国十四五规划（2021-2025）的制定工作正在进行。按照既定的时间表，十四五规划应在明年 3 月的全国两会上对外公布，而一些关键的专项规划，如能源十四五规划也将同期出台。

分解的过程从经济学上讲就是确定环境这种公共产品的产权的过程。另外，中国的研发进度也会受到影响，自主研发技术的国际竞争力也会输给他国，比如欧盟出台欧洲绿色新政（European Green Deal）后， 他们会加速投资研发，人家走的更快了，我们就更要有一种紧迫感。

如果事实上煤电仍有上升的动能，那么就算允许煤电的发电小时、发电量乃至相应的电煤消耗量在十四五期间仍有一定的上涨，新增装机不能再上涨了。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中国政府宣布不再设定 2020 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凸显了这种不确定性给经济社会顶层规划带来的影响。如果通过调控碳市场，让碳价格呈现长期上升的走势，反映碳资产日益稀缺的趋势，投资者就会根据这个预期向低碳领域投资，技术研发者就会去这个领域创新。复杂的经济和能源前景令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随着技术的发展，发展煤电装机的好多理由越来越不成立了。排放额度分配之后，要使其成为可交易的产品，并形成碳市场。

记者：在新冠疫情影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政府急需刺激经济，但铁公基为主的经济刺激措施可能会阻碍中国的可持续转型。另一方面，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也使人对中国进一步推动低碳绿色转型的决心产生疑问。

首先我们设定的[能源气候类]指标超额完成。您认为十四五期间经济增长与环境目标、气候目标如何协调？邹：现在中国财政的压力是很大的，债务水平和杠杆率也很高，而环境的效益是一个公共产品，不带来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的直接财务收益。

等到 2026 年十五五的时候才想起来 2030 年要达峰，结果发现还没测算统计过，执行的时候就会很被动。中国已开始为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制订进行准备，专家认为十四五能源气候类目标应更具雄心

建议设立一个预期性、指导性的二氧化碳排放指标，提出在十四五末期即 2024 年或 2025 年达到碳排放峰值，排放总量不超过100-103 亿吨。这些都是我们提出的建议，还是很初步的，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仍要调整。这一阶段再进行高碳投资会锁定碳排放，这些资产的搁浅成本也是巨大的。等到 2026 年十五五的时候才想起来 2030 年要达峰，结果发现还没测算统计过，执行的时候就会很被动。

您认为十四五期间经济增长与环境目标、气候目标如何协调？邹：现在中国财政的压力是很大的，债务水平和杠杆率也很高，而环境的效益是一个公共产品，不带来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的直接财务收益。如果事实上煤电仍有上升的动能，那么就算允许煤电的发电小时、发电量乃至相应的电煤消耗量在十四五期间仍有一定的上涨，新增装机不能再上涨了。

但总体来说，我们希望这些目标保持十三五的力度，甚至步伐更快。分解的过程从经济学上讲就是确定环境这种公共产品的产权的过程。

如果不保持这个力度，我们的能源结构转型就没有压力和动力，在投资方向上没有强有力的目标来指引。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中国政府宣布不再设定 2020 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凸显了这种不确定性给经济社会顶层规划带来的影响。

复杂的经济和能源前景令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其实现在搁浅资产已经露出了端倪，过半的煤电企业的财务状况都是不好的。十三五期间二氧化碳排放的绝对量虽然还在增长，但增长速度在变缓，这表明了中国的经济正开始和碳排放脱钩，在走向达峰的进程中。接下来还得训练统计人员，进行测算、监测、报告、核查。

邹：我认为要新增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指标。中国已开始为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制订进行准备，专家认为十四五能源气候类目标应更具雄心。

另一方面，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也使人对中国进一步推动低碳绿色转型的决心产生疑问。装机增加会锁定碳排放，造成恶性循环，因为有了装机就要发电，就会阻碍煤电最终走向下行通道，而且会提高形成搁浅资产的投资风险，最终降低整个宏观经济的健康程度和质量。

从国家层面宏观管理一个指标，首先要解决排放清单的问题排放从哪来？每个源头是什么？我们得把排放源搞清楚了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统计。之前说发展可再生能源就得有一定的煤电去保证电网的稳定性，来调节阴天或是没风的情况。